中国雕塑始终没有在传统艺术中独立， 相比同属造型艺术的绘画， 雕塑史没有理论记载， 没有诸多名家可查。 雕塑家的境遇等同于百工， 从事雕塑设计的工匠也往往出自实用工艺品的工匠之中， 其创作主体是同源同宗的， 在其文化属性和社会地位上一致。 

相比而言， 中国绘画在中国艺术史上自立体系发展， 而中国雕塑和实用美术始终是在同体发展， 从目前的雕塑史和工艺美术史上可以看到， 诸多内容是在交错和共享。 雕塑没有完全独立于工艺， 甚至一直在工艺雕塑和实体雕塑中徘徊。

中国古代对于造物的认识论也同样决定了中国古代雕塑所具的设计性。 中国造物自古注重实用与审美的统一， 功能与形态的统一， 材质与工艺的统一。 早在先秦时期， 墨子《墨经》提出“兼相爱， 交相利” 追求“器完而不饰” 是注重实用的造物标准。 而孔子则注重“文质兼备” 这里的文不仅是文章， 而被更多的引申到造物中的用于美的统一。 《考工记》 提出的造物标准“天有时， 地有气， 材有美， 工有巧， 合此四者， 然后可以为良。 ” 将天时、 地气、 材美、 工巧四个要素定义为优秀造物的标准。 中国古代雕塑始终生存在这样的造物观念中， 必然形成了诸多与实用结合的雕塑设计艺术。 同时， 中国造物者注重“象征机能” ， 青铜器就是很好的例子， 青铜器往往象征“王权” 及人对自然和神的敬畏和崇拜， 青铜器不仅是造型上的凝重， 更重要的是其运用雕塑语言， 设计出一种象征符号， 指向某种超世的权威精神。

从受众面上比较， 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是服务于统治阶级，而古代实用设计也是如此。 按照类别上划分， 陵墓雕塑均出自皇族陵墓， 而工艺类雕塑也均来自达官贵人之家， 佛教雕塑虽然是面对所有民众， 但也逐步被统治阶级所用， 诸多为皇室和达官所开凿， 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正是北魏孝文帝为了显示北魏皇帝权力而开凿。 中国古代实用设计也多命运于此， 无论是精美绝伦的陶瓷或是织绣， 抑或精美而值得玩味的各类把玩器和家具。 雕塑作为区别于“琴棋书画” 主流艺术的百工艺术，也均赋予了完全意义上的象征和实用， 其中陵墓雕塑以视死如视生为前提的来世实用主义原则而存在， 而工艺雕塑又以美化和体现占有者身份为前提而存在， 宗教雕塑虽为神灵崇拜为基础， 但在中国文化的融合和改变之下， 已成为统治者掌控人心、 民众寄托精神需求及愿望的载体， 均离不开实用也就是雕塑设计的根本原则。 这与中国绘画的创作和欣赏心理完全不同， 这也注定了中国古代雕塑与设计的同命相生。

 中国古代雕塑的重要精神属性，黑格尔所说的“东方艺术是象征艺术”各种各样的雕塑最后的目的都是要有象征性的，比如精神指向。